1945年2月，俄罗斯文学家索尔仁尼琴和一群囚犯被押送着步行去某处营地。索尔仁尼琴被捕前的身份是一名军官，随身带着一个箱子，他对押解队队长说：“我是军官，让德国人替我扛箱子吧！”队长同意了他的要求，命令那个德国犯人扛起了箱子。走了一段路程之后，德国犯人已经拿不动了，和他并排走的6个士兵一见，便主动上前接过箱子，轮流替他扛。索尔仁尼琴却心安理得地空手走着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有什么不妥。

多年以后，当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经历了地狱般的生活之后，再回忆这件往事时，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内疚感。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我怎么能要求那个德国公民替我扛箱子，而我自己却心安理得呢？在以后的岁月中，索尔仁尼琴为这件事深深地忏悔着，那种内疚的情绪，几乎伴随了他整个后半生。

乔治·奥威尔生于一个殖民地官员家庭，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，中学毕业后，考上了公职、成为大英帝国驻缅甸的一名警察。这是一份收入稳定、前途无量的职业，可是，在做了几年警察以后，奥威尔却毅然辞去了这份工作，选择了到社会最底层过流浪生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奥威尔之所以选择了流浪生活，不仅仅是为了考察社会，也是为了赎罪，他对自己家族的殖民地渊源深感内疚（在牙买加拥有过奴隶、在缅甸剥削过当地民众、在印度从事过鸦片贩运）；他为自己曾是一名拥有压迫别人的权力的帝国警察而深感内疚。因此，他把流浪当作一种赎罪行为，试图以此洗清自己的罪过。这种内疚感伴随了他整个的人生，促使他拿起了笔，揭露极权主义的真相，并为世人留下了两部旷世经典——《动物庄园》及《一九八四》。

索尔仁尼琴及奥威尔的内疚，是一种高贵的内疚，它蕴含着博大情怀和深沉爱意，如灿烂的星辰一样，永远亮丽在我们的精神家园。